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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张裕云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突变”成为大学生。从未翻阅过高中教材的他，小学毕业于重庆外国语学校。那年，川外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在田间与他谈话，寒暄之后，本以为再无交集。没曾想过同年9月，还在那片田地，收到了川外录取通知书。那一年，他18岁，懵懂无畏。
1977年，被所有人定义为恢复高考的那一年，张裕云毕业留校任教川外英语系。两年后，受川外委派赴原渝州大学，支援该校外语教学。他的首批学生被称之为“老三届”，当时年龄从18到30岁不一，职业不尽相同，这与他读大学时的情形颇为相似。谦逊务实的他很快成为学科教学骨干。这一年，他22岁，初露头角。
深夜，与朋友闲谈间聊起张裕云的过往，朋友说：“不到他那个年纪，没有他的经历，理解不了什么叫做人生如戏。”人生如戏，张裕云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同样的词语。我想之所以他们都用了“人生如戏”，而不是“戏如人生”，大概是因为人生不可以预测，也不可以重来，而戏则是可以编排、可以剪辑的。
在我看来，30岁前的张裕云似酒，至烈至刚，选择与被选择的路都坚持走完，不容含糊。30岁后的他似茶，至甘至醇，外界的环境、言论好似温度、茶具、柴火等不同条件，对其慢慢烹煮，也慢慢让他习惯、兼容。
现在，张裕云成了“老张”，寂静步入甲子。恰似一汪水，至清至柔，兼容并包。他的脸上没有愁容，言语中尽显悦色。所有过去的回忆与未来的展望，都轻描淡写的带过，可那些“轻”的背后，却充满了“重”的审视和思考。
1971年，张裕云初中毕业，回乡做菜农。他说，那个年代，菜农是很好的职业。种出来的菜除了上缴公社和自家口粮外，还有部分能拿到市场上买，有菜吃，收入可能也比城里人高，日子不苦。两年之后偶然的机会，他得以参加那年所谓的“高考”，对于有初中基础，又爱看书的他来说，考试成绩无须担心，填报志愿是两个本地的农业院校。他说：“当时看不到这么远，打算农校毕业后回乡提高产量，日子可能就更好了。”
事与愿违，他最终进入了四川外语学院，自己却不知道原因。张裕云猜测：“可能是负责招生的人看到我档案里小学读的是外国语学校，就把我的志愿改了。”但回乡务农的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勤奋务实的工作作风。
留校任教初期，为适应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的英语教学，学校抽调多位教授，聘请许多英语专家，对学校教师进行专门培训。上课之余，老师们的课表也被安排得严丝合缝，设有专门的阅读、写作课。当时，校方把这种高压学习方式称之为“回炉”，这种高压学习为张裕云打下了扎实的教学功底，他教过的学生很多后来成为了外语教育领域的专家、教授，以及社会各行业的精英骨干。
1985年他只身远渡重洋，赴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深造，攻读现代语言系“英语专语教学”理学硕士。留学期间，除了研习英语专业知识，他还广泛学习国外先进务实的教育理念。求学的路很苦，但苦的汗、苦的泪换来的却是行囊饱满、胸有成竹。
那个阶段的张裕云，和这个国家一样，都憋着一股劲。他尚不明白自己所学的专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也没看透未来将会何去何从，但对每一件事情都认真去拼，这让我对他心生敬佩。
我敬佩他的执着和坚持。留学期间，张裕云已为人父，暂别妻儿，望眼欲穿。在英国攻读硕士绝非易事，每周数以百页的资料、论文是家常便饭，这让他根本没时间去“看世界”。一年里，张裕云走出学校的次数甚少，只去过两个周边城市。
从国内到国外，不得不承认张裕云经历的中西方求学历程对其影响了一生。他在英国攻读“英语专语教学”，研究不同语境下的英语应用。那里的学习形式和评价体系带给他的是前所未见的开明与震撼。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更多采取共同探究的模式。对于课程标准没有硬性规定，学生能构建自己的思维体系才最重要。本校的期末考试题，是由多个大学的教授共同命题，试卷也由多校教师联合批阅，并最终认定。谈及留学时的体会，张裕云记忆犹新。
在，他的女儿和女婿在美国求学、工作，时常会打电话回来问某个单词的用法或者某些句子的含义。自道多年没再碰过英语的张裕云尚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女婿打趣他：“爸爸，你是把牛津大辞典都背下来了，还是你就是一本辞典呢？”
1998年，重庆直辖一周年。张裕云调任重庆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彼时，他已在四川外语学院执教21年。同时，他开始比较和反思中西方语言教育的差异，并提出：“基础外语教育的同质化、应试化是中国外语教学水平整体不高的根本原因”。
调任重庆外国语学校后，张裕云坚持实践布鲁纳“课堂教学与创造能力培养”理论，成效显著。他通过对国内教育的认真审视，结合海外留学的知识积淀，带领团队科学总结学校几十年外语教学经验，整合国内外各种资源，创造性地构建了“大外语教育体系”，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理念、务实的特色课程、丰富的特色活动、广泛的特色交流、立体的特色评估、卓越的特色成果，突破了学科教学围绕高考指挥棒转的痼疾，开创了非母语环境下培养外语综合能力的新天地。重外的外语教学不断优质化、系统化，一路高歌猛进，持续多年蝉联全市中考、高考单科第一。
2003年，他任重庆外国语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学校班子成员深入领会教育部关于“外国语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型人才打好基础”的精神，在总结学校办学传统、办学优势的基础上，选择了一条外语特色强校之路，进而升级为“以世界眼光办现代学校，面向未来培育世界英才”的发展战略。
围绕这一发展战略，重外提炼出“以人为本、中西兼容、彰显个性”的办学理念，形成了“外语优势、文理兼备、多元文化、国际接轨”的办学特色，确立了“培养具有高尚品质的文明人、培养具有厚博知识的现代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的育人目标。
2005年， 张裕云领导其科研团队突围外语教学应试困境，率先在全国提出“大外语教学体系”。他先后发表了《走外语特色之路 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奠基》《构建多元化课程体系，整合优质国际资源，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等 20 多篇论文，主编《办学特色与学校发展》《坚持三个面向 培育世界英才》等书籍，开创了非母语环境下外语教育的新天地。
学校开设了英、俄、日、法、德、西 6 个语种，并以“1＋ 1”学习模式为学生提供二外选修课程。以“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演辩融’的外语综合素养”为总体教学目标，以“语音突破、词汇翻倍、广泛阅读、兴趣优先”为基本教学思路，引进原版教材，实行全外语教学、小班授课和辅导，常年聘请数位外籍教师任教。
在张裕云看来：“后工具时代的外语教学，不只是‘听说读写’，更重要的是‘译演辩融’，让学生学会综合运用外语表现自己的个性特长和独特思想；最根本也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尊重、理解、学习外来文化和前沿理论，经受多元文化的熏染和浸润，形成高雅的志趣、高贵的人格、高尚的理想，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型人才。”
“学校面对国际国内教育新形势，要坚持中西结合，要坚持国际发展，利用得天独厚的国际国内教育教学资源，开创重庆市基础教育国际发展的新天地。”张裕云说，校长当了十几年，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让重庆外国语学校与世界的距离更近。
他做这件事专注、执着，甚至带有一丝任性与偏执。
人过中年，很多人选择与世事渐行渐远。但他说，甲子新生，来日方长。
临近退休，张裕云选择更进一步。在他的主导下，重庆外国语学校与重庆德普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打造了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这所学校自谋划开始就定位于国际教育，而张裕云也将出任校长。
在他看来，这所新学校集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国际部“五部一体”的十五年“一贯制”办学模式，正是自己所期盼的，他愿以己力重新打造与之匹配的师资、理念、方法等。在德普看来，张裕云的阅历与经验让他成为了最适合的人选。创意活动课程、拓展课程、地方课程这些新派教育需要一个厚重的管理者来驾驭。
而我想说，或许张裕云与德普之间，并是不是谁选择了谁，而是一种相逢，一种交汇。无论是他个人，还是这所学校，仅是在顺应时代的发展，也仅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甲子之年，问老张几十年教育生涯可否有过遗憾，他说有。应试教育的体制性，他看到了太多天赋异禀的学生渐渐被埋没，渐渐归于平凡。心痛，却无力改变每个人。校长办学自主权的尺度过紧，无形的大手牢牢的摁灭了太多思想的火花。惋惜，却总试图在夹缝中求得创新。
与德普相逢，出任新校校长，张裕云感觉自己是“被绑上战车的人”，而“绑”他的，除去对方的诚意和对教育的热情，更多的是他停不下来的思考，和对真正意义上现代教育的向往。他说，不知道这个校长能当多久，不知道年岁能让他再干多久，他想的是承上启下，也为学校寻找到更优秀的人。
年华老去，激情却沉淀下来。很多故事，说不完也道不明。就像李宗盛唱《山丘》：“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侥幸汇成河。”
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听张裕云的故事，从年轻到如今，他恰如李宗盛一般，翻越了山丘，白了头。但激情还在，梦想还在，还能像个年轻人，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固然六十一甲子，甲子亦能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