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英才讲堂第六期开讲 聚焦科学工作者“听党指挥跟党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6月16日5时56分讯（记者 张华）当前，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这一切离不开一代代科学工作者以民族振兴为己任，把科学事业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离不开他们面向国家和人民需求，立报国之志，学报国之能，建报国之功。

65年前，400余名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教师和教辅人员，响应党的号召，从繁华的大上海溯江而上来到重庆，建立了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为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西迁，是这群科技工作者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实际行动；西迁精神，更激励着一代代重医人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书写报国奋斗的光荣历史。

6月17日，重庆英才讲堂第六期即将开讲，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重庆市人民医院的西迁专家代表、西迁专家后代、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等老、中、青三代医疗卫生领域专家人才，将从他们的视角，讲述自己“听党指挥跟党走”的动人故事。

“重庆英才讲堂”由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以深化“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为主旨，每期邀请各领域专家，聚焦社会关注的科技人文主题，面向大众传播专业知识、分享前沿观点，充分发挥重庆英才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专家人才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助力构建“近悦远来”人才生态。

“党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400余名上医人溯江而上建设西部

1955年初，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改变沿海与内地工厂及高校布局不平衡的局面，支持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方针。高教部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提出交通大学分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分迁重庆。

1955年11月，中央决定上海第一医学院分迁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及附属医院。重医的筹建得到了上医在人力、物力上的巨大支持。钱惪、左景鉴、石美森、陈世醍等一大批著名医学专家在内的400余名教师、教辅人员西迁重庆，白手起家，创建起重庆医学院及附属第一医院、附属儿童医院。

时任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国家外科学专家的左景鉴教授，受命筹建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为了表达扎根重庆的决心，他在离开上海之际，将位于上海复兴中路180平方米的复式洋楼交还给了政府，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女扎根重庆。房子交还后，当时尚在上医念书的大女儿左焕琛“无家可归”，只能长期借住在学生宿舍，直至大学毕业。左焕琛回忆自己的父亲时说道，作为一名医生，父亲的这一辈子都在为祖国和医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不给自己留一点点退路。他用一生践行着先辈留下的这句话：“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上医儿科系副教授石美森调任重庆医学院儿科系主任，筹建附属儿童医院，他身为妇产科副教授的妻子凌萝达（我国头位难产学的开创者）和三个孩子继续留在上海。1958年，凌萝达跟随丈夫的脚步，来到重医工作，她把大儿子石应康和小女儿石应珊带到重庆，把患有哮喘病的二儿子留给奶奶照顾。

上医附属华山医院骨科主任吴祖尧副教授和妻子朱苕华（儿科护士长），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举家迁到重庆时，大儿子才9岁，小女儿不到1岁……

西迁老专家、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原儿保科主任、现年95岁的老教授郑惠连至今都还记得65年前，组织问她是否愿意去重庆时的那一天——“那时，我回答：党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65年，我见证了重庆儿科医院从无到有，见证了重庆儿保事业一步步发展壮大。看到越来越多的儿童健康成长，我就觉得我这65年没有白过。能把自己的一生，与党和国家，与人民健康事业发展联系起来，是我莫大的荣幸。”郑惠连说。

“党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西迁的400多名上医人，从上海到重庆，无论是在学术事业上还是在生活和家庭上，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白手起家，创建了重庆医学院，无怨无悔地扎根重庆，成为了西部医学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贡献者，也为重庆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书写下数不清的璀璨篇章。

西迁开拓者在国家医学卫生事业发展历程中树立起座座丰碑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中国南方大地，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近1/5，疫区田园荒芜、满目凄凉，人称“瘟神”。钱惪（重庆医学院开拓先驱、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国家一级教授）作为当时全国著名的传染病学家，潜心研究、改良治疗方案，提出了避免和解救锑剂所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研发出抗击血吸虫病的血防846口服制剂，这一成果被认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锑剂的定式，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重庆医学院也因此直到70年代末都是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中心之一，这一科研创举在新中国抗击疫情的历史篇章中留下了生动的一笔。

重医建设时，整个重庆医学界还没有神经外科，朱祯卿（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全身心投入了组建神经科的工作，他与傅雅各、沈鼎烈、汤云鹏、徐越、董为伟等医生组成了最初的神经科。鉴于人才匮乏，朱祯卿在为学生讲课时，也留心物色能做脑外科手术的人，为脑外科以后的发展做好人才储备。直到1961年，朱祯卿的神经外科团队才正式建立起来。当时，整个重庆医学界还没有人做过开颅手术，朱祯卿迎难而上，办学习班，招进修生，手术之余还组织科研教学。他先后举办了4期全国性的脑血管造影学习班，1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神经外科医师报名参加，为全国血管内介入治疗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撞开了西南地区神经外科的一片天地。

作为重医附一院妇产科的创建者和学科带头人，司徒亮（中国妇产科医学的奠基人之一）初到重庆时，遇到许多在上海未曾接触过的疑难病患者，目睹子宫脱垂与尿瘘危害重庆农村妇女健康的严重状况，便带领科内医护人员积极开展治疗和研究工作，实现了治愈率高达92%的国内先进水平。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和研究，由他指导撰写的《女性生殖器结核》一文，曾在1965年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上宣读，之后公开发表在《中华妇产科杂志》上，成为我国有关女性生殖器结核研究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同时，司徒亮带出了包括毕婵琴、凌萝达、卞度宏、吴味辛、曹荃孙、叶之美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妇产科专家，推动了重庆乃至整个国家妇产科医学的发展。

西迁开拓者们以求真至善的科研精神、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仁为心的医者风范，为重医的发展乃至西部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促成了一所新型医学院校在祖国西南大地的诞生。65年来，一代代重医人沿着西迁前辈奋斗的足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国家危难之际，白衣为甲、挺身而出——无论是血吸虫病防治，还是h1n1甲流防控；无论是抗击“非典”，还是阻击“新冠”；无论是第一时间汶川地震救援，还是远渡重洋与“埃博拉”抗争；只要是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都有重医人逆行出征的身影，“疫情不灭，我们不回！”这是重庆医生、也是中国医生的责任担当。

听党指挥跟党走 西迁之光始终照耀着前行之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无数科技工作者瞄准国家和人民需要，在守护人民健康、提高生活水平、乡村振兴的阵地上默默奉献。

第六期“重庆英才讲堂”将以 “听党指挥跟党走建功立业新时代”为主题，通过“砥砺爱国情怀，笃行报国之志”“永葆奋斗精神，践行使命担当”“勇立时代潮头，躬行科技创新”三个篇章，讲述老、中、青三代医疗卫生和科研领域专家人才“听党指挥跟党走”的生动故事，激励全市专家人才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智力支撑。

伟大时代赋予伟大精神新内涵。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重温西迁精神，再塑时代理想，立志服务人民，践行科研报国，这是百年建党之际第六期英才讲堂的题中之义，也是推进党史教育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